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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防腐反贪术篇一
第一，对权力约束和监督的疲软问题。
虽然中国古代有许多约束权力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，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，这些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有限。史官记言记事，把君主言行昭诸史册以及君权神授、敬天保民的观念，虽然对至高无上的君权形成了一定的约束，但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君王有较强烈道德自律意识的基础上，属于软约束，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，这种软性约束力十分有限。而各级官吏的权力受命于君，君明则臣直，君昏则臣奸，对官吏权力的约束系于明君圣主，缺乏人民和社会对于官吏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，权力在封建专制的体制内封闭运行，腐败成为一种多发的社会现象就不难理解了。
第二，潜规则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异化和效率消解问题。
中国古代文化重血缘关系和亲情友情，法律观念、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相对薄弱，潜规则盛行，在亲情、友情和利益导向下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人们善于把反对腐败、倡行廉政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的执行效率悄然消解得无影无踪。
汉代察举孝子廉吏，强调以德举人。但在社会现实层面，察举孝廉竟然成为一些投机分子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，出现了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，举孝廉，父别居”的尴尬局面。曹魏政权为了选拔优秀人才，实行九品中正制，以德、才举人，把好官吏入口关，若仅仅从文本看，九品中正制的确是善制善政。但是，负责选举人才的中正官选人唯亲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庶族”的门阀社会。
第三，官吏知行背离、行不由衷的问题。
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，绝大部分官吏都是饱读经书，口称圣贤之士。儒家的仁义礼智，仁民爱物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吏而言并不陌生，甚至是熟读于心。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言张贴在许多官吏厅堂的显要位置。翻开史册，贪赃腐败而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。令人诧异的是，历史上一些贪腐之徒恰恰就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儒生。
清代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，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，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，接受儒学经典和满、汉、蒙古文字教育。但和坤贪得无厌，卖官、受贿、结党营私。要说和珅不明事理，难以令人信服，但是他口中说的是圣贤之书，做的却是城狐社鼠之为。身陷囹圄的和珅在《上元夜狱中对月》的诗中写下了“百年原是梦，廿载枉劳神”的句子，流露出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的悔恨。只有真正解决好官吏知行背离，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，才能把反腐倡廉落到实处。
(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)
中国古代防腐反贪术篇二
唐太宗“谈心式”的廉政教育
唐太宗善于深入官吏的心里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他曾语重心长地对臣下说：“人有明珠，莫不贵重，若以弹雀，岂非可惜?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，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，径即受纳，乃是不惜性命。明珠是身外之物，尚不可弹雀，何况性命之重，乃以博财物耶?”唐太宗告诫大臣，贪婪的人其实不懂得爱财，不懂得贪财的危害。他说：“若受人财贿，不过数万。一朝彰露，禄秩削夺，此岂是解爱财物?规小得而大失者也。昔公仪休性嗜鱼，而不受人鱼，其鱼长存。且为主贪，必丧其国;为臣贪，必亡其身。”唐太宗“谈心式”的廉政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古代历史上清官举隅
“以不贪为宝”的子罕
宋国有人得到了一块玉，献给司城子罕，子罕不受。献玉者说：“以示玉人，玉人以为宝也，故敢献之。”子罕说：“我以不贪为宝，尔以玉为宝，若以与我，皆丧其宝也。不若各有其宝”。一个“各有其宝”的推辞，让保廉者保全操守，令送玉者心悦诚服。
“一钱太守”刘宠
东汉刘宠曾任会稽太守，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，且清廉俭朴。在他离任时，当地百姓凑了一批金银相赠。刘宠虽坚拒不收，却又不忍令父老乡亲过于失望，只好拿一文钱作为纪念，故被时人誉为“一钱太守”。百姓还修了“一钱太守庙”来纪念这位清官。
“悬鱼太守”羊续
东汉时，羊续曾多次任庐江太守，从不请托受贿、以权谋私。其府丞焦俭为人也很正派，有一天，他见羊续生活太清苦，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来。面对这条“礼鱼”，羊续左右为难。无奈之下只好暂且收下。但等焦俭一走，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，再也不去碰它。这件事传开之后，府吏们为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，也都不敢礼贿他了。因此当地老百姓都敬称其为“悬鱼太守”。
“五代清郎”袁律修
隋朝袁律修一生经历了北魏、东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5个朝代，官至尚书郎、太常少卿。为官50余载，却两袖清风，连升酒薄礼也不收，人们皆呼他为“五代清郎”。
“二不尚书”范景文
明代的范景文历任兵部侍郎、工部尚书、内阁大学士等职。他位高权重，很多人来求他办事。为杜绝纷至沓来的亲朋好友求他，范景文特地在府门上写下6个大字：“不受嘱，不受馈”，故被百姓美称为“二不尚书”。
“三汤道台”汤斌
清代著名清官汤斌，为官多年，崇尚简约，两袖清风，他在担任陕西潼关道台期间，廉洁自律，居家简朴，一日三餐不离清水豆腐汤，加之他为政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于是有了汤斌“为政清白像豆腐汤，生活简朴像黄连汤，于世道人心则像人参汤”的说法，“三汤道台”的雅号就此广为流传。
中国古代防腐反贪术篇三
反腐与倡廉，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反腐必须倡廉，倡廉的基础是切实的反腐。历代王朝在与腐败斗争的过程中，逐渐形成了惩于事后、防于事前、防惩并举的反腐思路。在中国古代林林总总反腐倡廉的具体措施中，如下四个方面对于当下反对腐败有较好的启示意义。
其一，正人先正己，养廉先养心。
在私有观念还存在的社会里，每个人都有欲求，都有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。如果人的欲求得不到有效约束并超过合理的界限，腐败就容易滋生。治腐先治心，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只有扎好心灵篱笆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，才能淡泊名利，抵御诱惑，廉洁奉公，勤政为民。
中国古代思想家、政治家提出了许多治腐心、养廉心的思想认识，也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。如儒家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成仁成圣，主张官吏要正身修己，仁民爱物，这些人生观、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和相关考试制度浸润到人们的心中，起到了很好的防贪拒腐的作用，中国古代一些清官廉吏，如东汉的杨震、明代的海瑞都是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奉者和践行者。宋代吕本中撰写《官箴》，强调“为官之法”，惟有清、慎、勤。包拯以遗训的方式为子孙立下规矩，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周公把商纣王作为反面教材，规劝周武王、周成王要敬畏天命，要立君王之德，不可贪图安逸，弃德任刑，这些教育内容都保留在《尚书》中的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多方》等篇章中。
其二，表彰廉吏，斥责贪官。
在中国古代社会潜规则盛行，要做一名清官廉吏确实不容易，压力很大，要抵御金钱美色的诱惑，要排除大大小小权力的干预，要摆脱复杂人情世故的羁绊。为官清正廉洁，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物质利益，甚至可能失去权力，失去朋友，失去亲情。从中国古代倡廉的历史实际看，表彰清官廉吏，不让“老实人”吃亏，不失为倡廉行廉的有效办法。
司马迁《史记》设立《循吏列传》以后，历代正史大多设有《循吏传》《良吏传》，宋代费枢专门撰著《廉吏传》，让“以不贪为宝”的子罕、“一钱太守”刘宠、“二不尚书”范景文等廉吏彪炳史册。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注意褒扬“廉吏”、“循吏”，通过增秩、升迁和死后追赠追谥等方式，树立廉吏的形象，通过廉吏的言行表率作用给予社会正能量，弘扬正气，荡涤官场歪风邪气。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节俭清廉，为民兴利，人称“召父”。蜀郡太守文翁兴办学校，勤政为民，政声显著。汉哀帝下诏为文翁立祠，又命郡二千石官员奉祀召信臣坟冢。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，死后追赠“武穆侯”印绶，谥为“忠武侯”。
与表彰廉吏相对应的，是对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谴责和鞭挞。我国历史上早期称贪污为墨罪，也称赃罪，“贪以败官为墨”，贪腐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污黑不净。《诗经》对那些居官行贪，或凭借政治地位和权势攫取各种非法利益的贪人用“败类”予以贬斥，表明人们对于贪腐的憎恨和厌恶。明清时期文学家更是把百姓对贪腐的憎恨融入小说、戏曲、笔记之中，嬉笑怒骂。
清廉光荣，贪腐可耻，表廉吏，斥贪官，一褒一贬，让清廉者名垂史册，将贪腐者钉上历史耻辱柱，善恶彰显，是非明辨，引导人心向善。
其三，立制反腐，巡察地方。
官吏的道德自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腐败，但这种软性约束弹性很大，效率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。中国古代政治家们也领悟到，只有依靠较完备的法制，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行，有效遏制腐败和处置腐败。所以，无论是皋陶之刑、《禹刑》，还是《秦律》、《唐律》对贪腐都有明确的惩罚规定。在防治腐败的制度中，最有创新意义的，一是察举、考试任官制度，二是刺史巡察郡县制度。
防治腐败首先要把好官吏的入口，选出贤能的好官，建立一套良好的官场“准入”制度。什么样的官是好官?一是有“德”，二是尚“清”，即廉洁。为了选到高素质官员，在先秦时即出现了“察举”制度，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。这种察举手段，民间叫“举贤”。两汉时期，察举贤良方正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。为了防止“察举”中有违规行为，先秦时的秦国就规定，如果所推荐的官员“不善”，推荐人也要治罪，在汉代则叫“连坐”，即举贤者要负终身连带责任。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、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，都是古代为了选拔到“好官”而采取的手段。其次，对官吏进行有效监督，形成权力的制衡。汉武帝设立十三部(州)刺史，刺史受命于皇帝，代皇帝定期巡察地方，以“六条问事”，主要巡察地方二千石等高官的腐败行为。刺史虽然只有六百石，但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守相，行政级别虽低，但任重职大。刺史巡察郡县，对于整肃吏治，发现和震慑腐败，笼络民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其四，铁腕治贪，形成威慑。
在中国古代，遏制腐败的一个手段就是重典反腐，甚至运用严刑酷法惩贪。夏朝时定了“昏、墨、贼、杀”之刑，贪墨之官是要掉脑袋的。商朝凡是收受贿赂的贪官都被列在淫风中之“货”罪，要处以墨刑，即在贪官的额上或脸上刺字，以示羞辱。西周把官吏营私枉法、贪污受贿等列为“五过之疵”。
汉代重用一批铁面无私的循吏，对贪腐者进行定向打击。北魏规定“枉法十匹，罪之以死”，仅太和八年被处死的贪官就达40多人。明朝更是重典治贪的典型。在《大明律》《大诰》之外，朱元璋组织人员编写了《醒贪简要录》，规定：“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，枭首示众，并处以剥皮之刑。”朱元璋反腐惩贪的决心大，力度强，措施有力，对于贪腐者确实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。